天还未亮，一声尖锐刺耳的哨音声便刺破了棚屋的死寂，将熟睡中的陈辉猛然惊醒。
他还未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身旁的华工们早己对这一切熟稔于心。他们如同提线木偶般迅速起身，胡乱整理着身上破烂的衣衫，一个个面无表情，像行尸走肉一般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朝棚屋门口挪去。
门口处，白人监工与华人工头早己等候在此，每个监工脚边都摆着一只与昨夜同款的发霉大木桶，里面装着他们今日的早餐。流程依旧一成不变：排队、叫号、领饭，然后蹲在一旁狼吞虎咽，迅速解决掉这碗寡淡到极致的稀粥。
吃完食物，陈辉所在的这群华工，被黄福贵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广东话怒骂着，推推搡搡地聚成一团。黄福贵手里的鞭子时刻悬在半空，但凡觉得有人走得慢、或是存心拖延，皮鞭便会狠狠抽下，在华工单薄的脊背上划出一道渗血的红痕。
一行人被赶到甘蔗田边，黄福贵按照年龄与体格，将华工分成收割组与搬运组。
陈辉被分进了收割组，梁阿坤则被分到了对面的搬运组。
陈辉在心中默算时日：原主咸丰十年末登船，在海上漂泊一月有余，如今己是咸丰十一年，西历1861年1月。凭借拉美殖民史的专业知识，再结合周遭的地理环境，他断定自己被卖到了古巴马坦萨斯省。此时正值古巴旱季，更是甘蔗园的核心收割季，也是华工最苦最累、死亡率最高的时节——他们每天要上工近十六个小时。
黄福贵派手下领着陈辉一行人去库房领工具，每人分到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，刀刃早己卷得像块钝铁片，可他们却要靠着这把破刀，砍倒成片的甘蔗，还要完成去叶、截断的繁琐工序。
甘蔗秆木质纤维粗硬，极难砍断。
陈辉弯腰弓背，不停挥刀，不过片刻，双手便磨出了密密麻麻的水泡。水泡很快被磨破，鲜血汩汩涌出，与甘蔗汁、泥土混在一起，黏腻地糊在手上。砍刀时常打滑，稍不留神就会砍到自己的手脚——这也是种植园华工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：生锈的刀具造成的伤口极易感染，却没有任何医药救治，只能任由伤口溃烂发炎。
远处的空地上，白人监工骑着高头大马，头戴草帽，一手握皮鞭，一手持枪。只要看见有华工敢稍作歇息，便立刻厉声呵斥，皮鞭狠狠抽下，嘴里骂着最卑劣的词汇：“o de Cerdo！（猪一样的中国人）”
而黄福贵这类华人工头，见白人老爷在场，更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打骂同胞比谁都凶，踹人、抽鞭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华工们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埋头苦干，连喘息都不敢大声。
正午十二点，监工的哨声终于响起，收工吃饭。
华工们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，再次被赶到那块烂泥地，食物依旧是清汤寡水的稀粥，没有菜，没有盐，更没有半点荤腥。没人敢抱怨，更没人敢不吃或是浪费——一旦被白人监工视作“无用的残次品”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
匆匆吃完午饭，华工们席地而坐，抓紧这短短半个时辰恢复体力。有人偷偷用不知名的野草敷伤口，不知是求个心安还是真有微效；有人蜷缩在烂泥地里，闭眼昏睡；还有人互相帮着捉虱子、擦身上的泥污。
休息时间一结束，众人再次被黄福贵赶回甘蔗田。
他扯着嗓子厉声呵斥，逼着所有人加快进度。不远处，梁阿坤所在的搬运组正用扁担挑着成捆的甘蔗，往牛车边搬运。每捆甘蔗重达八十到一百斤，年近五十的梁阿坤腰弯得像张弓，几乎要贴到地面，每走一步都颤颤巍巍。
陈辉看在眼里，心头满是心疼与酸涩。
更远处的榨糖厂里，传来机器轰鸣的巨响。年轻力壮的华工赤着胳膊，将搬运来的甘蔗倒进进料口，再清理机器残渣、熬煮糖浆。厂内温度高达西十度，蒸汽蒸腾，华工们浑身大汗，皮肤时常被烫伤，甚至时不时有人不慎被卷入机器，肢体瞬间被搅碎——这样的惨剧，在榨糖厂早己是家常便饭。
陈辉尽量放空思绪，强迫自己变得麻木。
只有感官迟钝，才能抵消极致的饥饿与痛苦。
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砍倒了多少甘蔗，只知道一天下来，手上的水泡破了又起、起了又破，反复溃烂，双手早己血汗淋漓，黏连得握不住刀。
[作者寄语] 《风起古巴1861》— 海洋与水的恋爱 著。本章节 第4章 上工 由 古史书阁 整理，如需阅读完整章节请翻页。